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秘书的回忆:在周总理身边难忘的八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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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央文献出版社新近推出的《难忘的八年》,是曾经担任周总理秘书的纪东的回忆录。作者自1968年8月始,至1976年1月止,一直在周总理身边工作。他记录了这八年间的亲历亲闻,书中追述的真实故事,有珍贵的史料价值。

“文革”中,周总理为保护和照顾党、政、军的领导干部们,煞费苦心,竭尽全力。总理保护、照顾老干部是多方面的,生活、医疗、工作……凡是与老干部有关的事,只要总理知道了,他从不拒绝,不推诿,总是周到细致,千方百计地作出安排。

1969年的冬天来得早些,里也早早地烧起了暖气。那些受到冲击的老同志,虽然有总理的保护和照顾,但对他们来说,这个冬天仍然显得格外寒冷。

一天下午,我接到李富春同志办公室的电话:“李富春同志和蔡畅大姐要你们向总理报告:家里温度低,身体又不好,有些冷。请总理给有关单位说一下,能不能把暖气烧好些?”放下电话,我急忙向总理报告此事。他听了之后,双眉紧皱,气呼呼地说出了三个字:“势利眼!”总理接着对我说:“做人啊,不能做势利小人,特别是在人家倒霉的时候!你告诉中央警卫局的领导,要保证富春和其他同志家里的暖气供应,要烧暖和。他们年纪都大了,身体又不好,富春还有气管炎,冻坏身子怎么办?”

总理说的“势利眼”三个字,对我震动很大。尽管当时我对种种情况并不完全了解,还不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含义。但我也知道,在1969年4月召开的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,李富春同志和陈毅等几位老帅都没能进政治局。李富春同志只是中央委员和国务院业务组的成员。这对个别“势利眼”的人来说,就真的看“势利”了。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,他们连暖气都供应不足,李富春同志和蔡大姐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的地步,又怎么会因为这样的事来找总理,让他操心、发话呢?

我领悟到:“势利眼”是不看历史、不顾将来的。有句俗话“看人下菜碟”,也是说的这个意思。这辈子,我牢记总理的教诲,努力做到真诚对人、平等待人,努力做个一生正直的人。

我立即把总理说的话报告了杨德中。杨德中深得总理信任,他执行总理指示坚决、认真、细致。过了两天,他就到西花厅向总理汇报了落实情况。临走时,他像往常一样到我们秘书值班室坐了一会儿,并告诉我们,他去李富春同志家里和住在的朱老总、陈毅等几位老同志的家里转了一下,室内的温度都可以了。他还说:“还去了的家,温度也可以,只是看到自己在缝上衣的扣子。那么大岁数了,眼睛又花,唉……”他摇了摇头,没有再说下去。杨德中最后说:“检查的情况都向总理报告了,总理放心了,没再说什么。”说完,他就急急忙忙地走了。

一天,我们收到了从国务院北门警卫值班室转来的一封署名“林彬”的信。说实话,我当时真不知道这个“林彬”是谁。我把信拆开,里面就一页信纸,字数也不多。仔细一看,才知道“林彬”是原司令员杨勇的爱人。信上说,杨勇同志在石家庄摔了一跤,腿骨骨折了,希望总理批准他回北京治疗。

总理得知这个情况后,非常着急。亲自给有关方面打电话,安排飞机接杨勇回京,使他的腿得到了及时有效的治疗。后来,杨勇去新疆军区任司令员,总理在大会堂接见了他。杨勇对总理的关心非常感激,见到总理眼睛都湿润了。总理看到杨勇走起路来很正常,没有留下残疾,也非常高兴。

1971年“九一三”事件后,总理抓住机遇,在征得毛主席的同意后,排除“”的种种干扰,“解放”了一大批靠边站、受审查的干部,其中包括国务院的不少老部长、省里的负责人和部队的领导。这些同志有的长期被关押,有的住在牛棚里隔离审查,有的在农村或偏僻的地方劳动改造。他们回到北京后,获得了自由,那种感觉真像是获得了第二次生命一样高兴。多年不见的老战友、老同事、老朋友奔走相聚,促膝长谈,共话沧桑。

这时候,却发生了一件让总理非常痛心、非常难过、非常惋惜的事情。内务部部长、被毛主席称赞为“满门忠烈”的曾山同志,1972年4月16日突发心脏病去世了。4月17日上午,我们得到消息。总理听后非常惊讶,自言自语地说:“怎么回事?前几天还好好的。”我就把详细情况给他说了一遍:最近几天去看望曾部长的老同志不少,晚上聊天时间长,非常兴奋,这样引起了心脏病突然发作……总理立即交代:“要告诉这些老同志,要节制情绪,要注意休息。好长时间不见面了,要说的话很多,可以理解。但聊天的时间不能太长,特别是晚上,不能太兴奋。”后来,在国务院会议上或在同国务院领导谈话中,总理又多次强调:要提醒刚解放出来的同志,一定要珍惜自己的身体,不能太累、太兴奋,相互串门聊天时间不要太长。现在正是国家用人之际,要保护好他们的身体,注意他们的健康,今后,还有许多工作需要他们去做……关怀之殷,寄望之切,语重心长。

为保护领导干部和各界人士的身体健康,总理指示有关部门,对在京及疏散到各地的副部长以上的高级干部普遍进行身体检查,并改善他们的就医条件。总理并要政协机关调查上层爱国人士的医疗、生活状况,了解、掌握他们的健康情况。

为了给解放出来的老干部们安排工作,总理也是费尽了心机,多方运筹,寻找机会,创造条件,具体落实。四届人大筹备期间,总理收到许多刚解放出来的老同志来信。他对每一封信,都亲自过目。

我记得农垦部部长王震写来一封厚厚的信。这位当年率领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荒,威震全军,人称“王胡子”的将军,“文革”期间也赋闲在家。我把他的信送给总理时,总理示意我拆开,看看是什么内容。我拆开一看,真是字如其人,页数不少,字字斗大,16开的信笺上,每页也就十几、二十来个毛笔字,字体粗壮有力。信中在汇报了思想情况,检查了自己的“错误”之后,强调说自己的身体很好,还可以干体力活,还能扛200斤的麻袋。最后,他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提出,希望批准他组织一支以知青为主的垦荒部队,像当年南泥湾大生产那样,到陕北垦荒,改变延安地区的贫穷落后面貌,并表示一定做出成绩来!

“哈哈!这你就不懂了,他这是在要求给他安排工作。”总理又笑着说:“他的信先放着吧,这件事我记着了。”看得出,这封信,让总理非常高兴。

过了没几天,总理找国务院业务组成员、、、等几位领导在国务院会议厅开会,商量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事情,那一天把王震也请来了。会议中间,总理对王震说:“胡子,主席想让你当个副的,你是想管外呢,还是想主内呀?”

听了这话,王震有点发懵,但也听清了总理的问话。他马上站起来,神态既激动,又不好意思。这时,我看不到他那种叱咤风云的英风豪气了,倒显出了几分腼腆。他“嘿嘿”笑了两声,小心翼翼地用一口湖南口音回答:“总理,您知道,我不懂外事,我还是在您和各位老领导的下边做具体工作吧。”就这样,在四届人大会议上,王震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,主管国内有关事务。

至于那封请求到陕北开荒的信,在总理心目中,是不是真的起了作用,我就不得而知了。

我曾问过总理,在学生时代的各种球类运动里,他喜爱哪种?总理说喜欢排球。但他对乒乓球却有一种特殊的情感,在所有体育项目里,他对乒乓球最熟悉、也最喜爱。总理对那些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们也很熟悉,不但叫得上名字,就连每个人的打法、特点也都有一些了解。

周总理的乒乓球缘,还要追溯到延安时期。据考证,早在上世纪40年代初,中国的军队稳固地占据了陕北作为根据地,乒乓球运动在这时也传入这个地方。战士们在领袖们的住地垒起几张球台,、周恩来等人便在办公之余,利用休息时间挥动球拍,调节一下疲劳的神经,活跃一下紧张的战斗生活。

总理本来就有一些打乒乓球的技术基础。1939年,他在延安骑马摔伤了右臂,从此以后,他便有意识地多打乒乓球,以调理和锻炼右臂功能。

“文革”时期,总理已经年过古稀,工作也更加繁忙。别的活动,诸如参加舞会,欣赏京剧等都停止了,打乒乓球就成了一种难得的休息方式。为了锻炼身体,他还自己编了一套保健操,只要没有急事,起床后就在盥洗室做几下操,活动活动筋骨。总理在家办公时,偶尔也到院里散散步,但他最喜爱的还是打乒乓球。即使1972年生病后,还时常打上一会儿,直到住进305医院。

在西花厅总理办公室的隔壁,摆放着一张乒乓球台。这张球台是原国家体委副主任荣高棠特意送来的。据老同志告诉我,那还是在60年代初,西花厅本来有一张自制的乒乓球台,既不标准,也不结实,稍一碰,就摇晃。一天,秘书见到了抗日战争时期周总理在重庆代表团工作时的老部下、时任国家体育委员会副主任的荣高棠,便对他说:“总理爱打乒乓球,工作疲劳的时候,我们陪他打一会儿球,让他活动活动。你们体委用过的旧球台很多,拿一张来放在西花厅吧。”荣高棠满口答应,第二天就给总理办公室送来了一张标准乒乓球台。总理发现以后,有些生气,并表示一定要给体委付钱,荣高棠则无论如何不肯收钱。最后还是秘书们想了一个办法,说这张球台是从国家体委暂借的。就这样,球台留了下来,直到现在还放在西花厅。

西花厅不少同志——卫士、秘书、医生、护士都陪总理打过球。总理一般在三种情况下打乒乓球,每次大约二十几分钟。一是总理从外面回到家里,放松一下;二是在办公室坐得时间太长,起来活动一下;三是大姐看到总理太累了,叫他和大家一起活跃一下气氛。我们陪他打球,无论是谁,都十分认真,而且要动一番脑筋:不能让总理看出来我们让着他,要装出来每球必争的样子,有时还得有意识地给他出点小难题。

我在学校也打过乒乓球,扣杀、推挡、提拉都能比划几下。第一次陪总理打球很拘谨。打完球了,高振普就指点我怎样和总理打球。他多年陪总理打球,有经验。后来我也逐渐地放松了,并有意识地把动作放大,摆出了姿势来。所以,总理夸奖我说:“小纪是打姿势球的。”我这样做,老人家很开心。

总理的右臂有伤,伸不直,在球台上不能左右兼顾,所以我们陪他打球,实际上就是给他“喂球”。球高了、低了、左了、右了,对他来说,都不太方便。我们往往向他正手偏中的位置送球。总理是横拍、直拍轮着打。开始,总理爱用横拍,他称之为“大刀”,推挡、削球、抽球,这些技术他都会一些,最擅长的还是吊球。总理吊球角度大,有些刁钻,猛然来那么一下,还真难接。有时我抢得先机,也吊他一下,他会不服气地说:“你还吊我?”他会猛然抽一下回敬过来。如果我们照顾他,总给他容易的球,他会不高兴,甚至埋怨:“这球太平了!”而他一旦击球失误,丢了球,也会惋惜地说:“唉,丢了一个。”总理很会捕捉机会,如果送上去的球恰到好处,他会有力地抽上一拍,或者大角度吊一下,让你失分,这时,他便孩子般地得意,高兴地叫起来:“哈哈,你输了!”我和总理打球时,有时穿布鞋,木地板上鞋底很滑,有一次接总理的吊球,不慎摔了个“墩儿”,总理见状,哈哈大笑。当时邓大姐和在场的人也大笑起来。我虽然有点不好意思,但看到总理开心,我也蛮开心的。为了不再出丑,我索性脱了鞋子,穿着袜子来回跑。

1969年在玉泉山,是我陪总理打球最多的时候。那时中苏关系紧张,全国备战,总理临时住在玉泉山,但各种会议和外事活动还是在城内进行,所以来回奔波,有时住西花厅,有时住玉泉山。我们秘书两头都要照顾,服务员和炊事员也分两边。本来人手就少,这样分成两摊儿,就更不足了。北京有家的同志,也不能回家了。那时路窄,从城里到玉泉山的路况也不好,走一趟大约半个多小时,最多时40分钟。总理从城里出发,警卫就给玉泉山上的值班室打电话,一是请大师傅起来做饭;二是告诉我们总理回来时,准备开楼的大门和准备送批的文件。每次我去开门,总理都让我陪他去乒乓球室打球。总理太累了,有两次深夜从城里回来,在我开车门扶他下车时,他顺势把左胳膊搭在我的左肩上,我用右臂搂着他的腰部,搀扶着他,慢慢地往乒乓球房走。老人家真是没劲儿了,连支撑自己身体的力气都很勉强。他靠在我的身上,我们一步一步地向乒乓球室走,这三十来米的距离,我们走得很慢很慢,我尽量让老人家身体的重量往我身上倾斜……当然,这也因为到自己的家了,又是我这个西花厅最年轻的小伙子来扶他,不然,他是宁肯强打精神硬撑着,也不会这样让人搀着走的。

到了乒乓球房,他打起精神,玩了几下,驱赶了疲劳,然后又去办公室批阅文件。不是眼见亲历,谁能想到那么神采奕奕,那么风度翩翩的总理能累成这个样子,能累到这种程度!直到现在,每当我向朋友谈起这个情节,仍然无法克制自己的感情,潸然泪下。

说起总理和乒乓球,还有许多事情可讲。中国乒乓健儿参加31届世乒赛时,就有好几个故事。这届世乒赛1971年4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。从“文革”开始到1971年,我国已经两届没有参加世乒赛,男女队的技术水平也下降了,能不能再创往日的辉煌,这是全国人民关心的问题。总理也关注着这件事。体委的每一期训练简报,他都仔细阅读,有时还作出批示。记得他在一期简报上批道:“唐诚、赵正洪两同志并转乒乓球男女队员同志们:今晚读文件,读了以后知你们已开始准备,……你们不应有包袱,学好了,练好了就会轻装上阵。祝你们双丰收。”乒乓球队训练的时候,为了解情况,我和国务院值班室的同志还去国家体委乒乓球训练馆看过一次。徐寅生还让许绍发给我们演示了高抛发球技术。回来后我们简单地向总理汇报了几句。临近出国时,总理在大会堂接见了全体队员,既提出了要求,又给予了鼓励。

世乒赛开始后,总理虽然很忙,仍然每天过问比赛情况。体委送来的比赛秩序册就摆在他的办公桌上,总理不仅让我给他报比分,他自己也在册子上圈圈点点,谁出线了,下一轮对谁,他心里都有数。有一天看比赛实况转播时,我给他讲高抛发球的技术,他特别感兴趣地听着。男子团体比赛时,前两盘都赢了,到庄则栋比赛时先输了两局。我心想,别让总理不高兴,就没到办公室向他报告。总理觉得不对劲,怎么不来了?就摁电铃叫我,并问道:“怎么这么长时间不进来?庄则栋打得怎么样?”

总理笑了笑,说:“前面赢了,你那么积极报告,输了你就不进来了。那有什么,两国交兵,各有胜负,不能只想赢害怕输,哪能胜了报,输了就不来了呢。”

李富荣与匈牙利一名队员比赛时,关键时刻,对手的一个擦边球被裁判判为出界,李富荣拿了这关键的一分,赢了比赛。赛后,外界对这个球争议不少,认为球擦边了。乒乓球队回国后,总理接见了他们。总理当场问李富荣,那个球是不是擦边了。李富荣承认,是擦边了。总理便问他,为什么没有勇气告诉裁判。李富荣说,压力太大,太想赢了。总理语重心长地说:“运动员要有风格。如果你的风格高一些,主动示意,将会赢得更多的观众和对手的心。”李富荣心悦诚服,虚心地接受了总理的意见。

31届世乒赛后,梁戈亮的两面胶球拍引起了国际乒坛的议论,也惊动了总理。因为梁戈亮使用的两面不同性能的球拍,让欧洲选手大伤脑筋,国外反映梁戈亮使用的球拍颗粒长度超出国际乒联的规定,梁戈亮发球时有遮挡等等。这件事不知怎么就传到了总理的耳朵里,总理说:“赢球要赢得光明正大,让对手心服口服。国际乒联规定不能使用的器材,我们一律不用。”于是,梁戈亮就只好改用普通的球拍打球,成绩很不理想。之后不久,乒乓女队名将梁丽珍骑自行车到国务院西门找总理办公室的人,要给总理送一封信。我接待了她。梁丽珍说,梁戈亮球拍的胶皮颗粒长度仍在国际乒联规定范围以内,并没有超过标准,她希望总理过问一下这个事情,不然,梁戈亮的技术很难保持和提高了。说完,她把反映这个情况的信交给了我。我把梁丽珍讲的情况和信的内容一一报告总理。总理听后说:“你把这个情况报告给同志(当时在国务院分管体委工作),让他转告体委,既然符合标准,就可以使用。”

总理这种根据实际情况改正自己决定的作风,对我触动很大,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。

在我的相册里,有一张十分珍爱的照片:姿态端庄、满面倦容的总理,面带微笑、和蔼可亲的邓大姐与我们西花厅工作人员的合影。在“文革”那忽风忽雨、飘来荡去、反复无常的岁月里,总理和大姐就像撑荫纳凉的华盖,遮风挡雨的大树,给我们爱护和关怀,给我们教育和培养。西花厅党支部是一个齐心协力、忘我工作的集体。

我到总理身边的时候,支部书记由杨德中兼任,总理和大姐都是支部成员。杨德中主要在中央警卫局工作,分管西花厅。同时,总理还交给他一些特殊任务,如首长医疗保健等,他是总理信任和得力的助手。

西花厅党支部分前、后两个小组。前面小组的成员是秘书,后面小组成员是警卫、司机、炊事员和服务员。医护人员不属于西花厅支部,他们的组织关系在保健处。

我去之前,前面党小组的成员多一些。据说,总理办公室人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几个,分为文教、财经、外事、机要等几个组,有办公室主任、副主任。后来,因为毛主席对秘书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,认为“有的干部,秘书一大堆,秘书多了会误事”。周总理听了这个线年代末开始,带头减少自己的秘书。到我去的时候,总理的秘书大部分已经分散到其他单位工作,或被抽去“支工”、“支左”,最后,只剩下孙岳、钱嘉东和张作文三个人了,再加上邓大姐的秘书赵炜。总理办公室人员精简后,1965年,办公室的名称也改成“总理值班室”。我到西花厅一个多月,孙岳同志也“支工”去了。后来,张作文生了病,休息了一段时间,便没再到西花厅上班,也去“支左”。又过了一段时间,去“支左”的赵茂峰因为身体不好,难以坚持“支左”工作,就又回到了西花厅。开始,他主要是养病,后来一面养病,一面担负给总理查找资料等工作。有时遇到钱嘉东还没上班,我又要跟总理出去,值班室没人的时候,就由赵茂峰来替班。赵茂峰和赵炜是夫妻,他工作认真细致,一丝不苟,言语不多,为人憨厚,很容易相处。从秘书这个方面来讲,钱嘉东、赵茂峰和我三个人最后把总理他老人家送走,我们一直坚持到1976年11月,把文件清理完毕,总理值班室工作彻底结束,才离开了西花厅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按照分工,钱嘉东主要负责外事、安全和宣传、港台等方面的工作。我接替张作文的工作,主要负责党、政、军、群等方面。也可以说一个外交,一个内政吧。

在时间上,钱嘉东主要是值夜班。吃过晚饭后上班,到第二天上午8时交班。我从早上8时接班,晚饭后交班。不过实际上,我们交班后并不马上离开办公室,一般情况下,钱嘉东交完班,再处理完需要办的事情,就9点多了,回家睡几个小时,下午晚饭前就又回到办公室。总理夜间事情多,白天来的外交方面的文电钱嘉东都要先看一遍。后来总理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了,钱嘉东值班的时候,即使能躺一会儿,也是合衣而卧,难得踏实睡一觉。成年累月,天天如此。我吃过晚饭交班后,也不离开,一般要到11点钟吃完夜餐,才回去睡觉。这也是为了及时办理总理在家办公时交代的事情。而且,1975年3月前,我在北京没有家,就住在西花厅,所谓下班,就是从办公室到另一间屋子睡觉而已。

总理对秘书的分工非常清楚,也非常严格。只要事情不急,谁负责的事,就交给谁办,谁管的文件,就由谁处理。当然,遇上紧急的事情,不论是哪个秘书的分工,谁值班就由谁办理,办完后我们再互相通气。

后面的小组由卫士张树迎、高振普,司机杨金明、服务员高云秀、炊事员桂焕云、姚德林、安振常等人先后组成。后来桂师傅年纪大了,他的徒弟林清也来西花厅工作了一段时间。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和服务员霍爱梅等人,也属于这个小组。张树迎是1951年开始跟随总理的一个老同志,事业心强,工作认真,勤勤恳恳,细心周到,言语不多,反应机敏。杨金明除驾驶技术好以外,还是西花厅最勤快的人,打夜餐、擦窗台……只要有时间,从不间断;高云秀做得一手好针线,总理、大姐的衣服,缝缝补补,飞针走线,大多出于她之手;桂师傅是在我们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的,身体很胖,给总理、大姐做饭多年,我有几次深更半夜把他从熟睡中叫醒,他也是乐呵呵的。他给我讲起过开国大典前,在瀛台举行第一次大型国宴,厨师长就是桂师傅,他提出的菜谱,经各级领导审核,最后得到总理的批准。这是老人家最得意的事,每当他给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,脸上都会不时露出那种独有的骄傲和得意的笑容。

当时总理的保健医生是卞志强和张佐良。保健护士是许奉生、张心莉和王星明,刘心莲做过大姐一段时间的保健护士。这几位同志平时与我们接触多一些。我在西花厅工作的那几年,还有一些同志来做过警卫、服务和医护工作,但都是临时替一下班,时间不太长。

1974年,杨德中被调离中央警卫局,到陕西省咸阳军分区任第二政委。离京前,总理同他谈了几个小时的话。此后,就由张树迎代理西花厅党支部书记,直到总理去世。

西花厅的活动,一般都由党支部组织,平时主要是组织学习,也包括一些行政方面的事务。最后,总理的骨灰送上天空,撒向大地,也是遵照大姐的交代,由张树迎、高振普这两位保卫、照顾总理多年的卫士代表党支部执行的。

这是一个特殊的支部,也是一个特殊的集体。西花厅是这个集体所有成员共同的“家”。有的同志的婚礼是在这个“家”举行的;有的同志的孩子是总理和大姐在这个“家”里看着长大的。1975年1月31日中午12点,我们秘书最后一次见到总理,他老人家和我们说的话里就有一句“问家里同志好”。西花厅的海棠开了一年又一年,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,它的良好作风却一直传承并不断光大着…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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